化解中小微企业融资困境

化解中小微企业融资困境

　　“墉基不可仓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8月30日，中国证监会在《非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办法》中将可转债发行主体範围由创新创业公司扩展至非上市公司，此举将有助於拓宽民企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笔者认为，不断加码的短期政策背后，化解民企的融资“难”与融资“贵”问题的长效扶持机制呼之欲出：以信用体系建设压低风险溢价，借助资本市场开放大力发展直接融资，鼓励科技创新降低金融服务成本。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是长期以来的普遍问题，而中国的民营企业融资缺口与其存在明显的关联性。世界银行2018年发布的《中小微企业融资缺口报告》估计，中国中小微企业潜在融资缺口高达1.9万亿美元，分别佔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潜在融资需求的42%和76%。结合长期以来民营企业在融资领域的相对弱势，不难推断该缺口主要体现为民营企业的融资难。而与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体系中的作用相比，其在金融系统获得贷款更是相对不足。在贷款佔社会融资比重超过七成的中国金融系统中，按银保监会口径，2018年截至三季度末民营企业贷款余额约为30.4万亿元，据此推算民营企业佔商业银行贷款余额之比仅为28%。

　　中国民企融资“贵”与融资“难”伴生，其关键原因在於供给侧中介成本的高企和固化。儘管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是长期以来的全球普遍问题，但民营企业融资“贵”在中国却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在资本有效供给低於其有效需求，而这自然也会推高资金价格，带来硬币另一面的融资之“贵”。此外，中国的民企融资之“贵”还有别样的註脚，其关键在於供给侧的中介成本。内地经济学家余永定提出，可贷资金供给曲线的大多数原因都与中介成本直接相关，比如商业银行垄断地位导致加成率过高，银行避险偏好提升风险溢价，贷存比指标增加交易成本，直接融资渠道不畅强化中介作用，甚至需求端的融资“难”和特定主体利率弹性低也导致中介成本难以抑制。

　　完善信用体系建设

　　在经济“减速增质”期，降低民企融资成本是缓释多重压力的重要抓手。近十年来，中国的名义GDP增速从20%左右的高点降至10%以下，但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仍然保持在5%以上。从长期看，经济增速与加权贷款利率之差急剧收窄，是中国企业部门槓杆率提升的重要原因。从2008年至2018年，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槓杆率从GDP的98.5%急剧膨胀至151.6%。借新还旧的压力和粗放增长的惯性交织，不仅带来了长期债务风险，也拖累了企业转型升级。从短期看，刚性的融资成本也令企业在经济下行期失去了关键的减震器。2019年，全球复甦踟蹰，贸易摩擦的真实影响逐步兑现，2018年“抢出口+高基数”的滞后效应和PMI（製造业採购经理指数）新出口订单的下滑压力同向叠加，亟需通过降低民企融资成本缓释多重压力。

　　笔者认为，化解民企融资难题的宏观政策关键在於树立长远预期，实质重於形式：

　　首先，要压低银行的风险溢价，需大力推进完善民企信用体系建设，建立良性的信用担保机制，避免“互联”、“互保”等问题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而降低融资成本；其次，借助资本市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契机，简化审批流程，可以畅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新经济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推动经济转向高品质发展；再次，鼓励金融创新，借助金融科技、监管科技等先进手段不断完善相关金融产品，有助於为民营企业提供便捷、高效、低交易成本的金融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