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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用法治为民营企业发展“撑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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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0-22 09:22:23

媒体:用法治为民营企业发展“撑腰”



  阮宏伟(化名)今年59岁,用他的话说,“到了该退休带孙儿的年龄了。”虽然嘴上这么调侃着,阮宏伟的心里却不这么想,“我这辈子折腾惯了,这场‘东风’,我要抓住。”


  阮宏伟口中的“东风”,指的正是杭州方兴未艾的数字经济。在这场数字经济大潮中,如阮宏伟般的民营企业主不计其数。


  10年前,阮宏伟还是湖州织里镇一家童装店的老板,生意不温不火,在这个号称“中国童装第一城”的小镇上,农民出身、白手起家的“阮老板”只是其中不太起眼的一个。2010年,阮宏伟来到杭州,在四季青服装城附近租了间公寓,注册了一个亲子服装品牌,四处跑货源、找设计师,开始主打线上原创品牌。


  靠着经验和实干,阮宏伟的服装品牌做得风生水起,可自2017年起,阮宏伟发现,电商平台上出现了不少“同款”产品,甚至连店铺名和商标都几近相同,价格却低了一半不止。“我们的款式都是设计师设计的,员工提醒我可以打官司,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递了份诉状,一个月后判决下来了,我们胜诉。”这是阮宏伟成为民营企业老板以来,第一次跟人打官司,很快,侵权产品被下架了,赔偿金也到账了,阮宏伟感到了法治保护的力量。


  民营企业的发展状况是一个地区经济活力的“温度计”,也是营商环境的“晴雨表”。一眨眼,阮宏伟在杭州已有10年。10年间,他的品牌卖向了全国各地,可他却笑称自己只是杭州数字经济大潮中一滴微不足道的水滴;也是在这10年里,数字经济逐渐成为杭州转型发展的主动力,然而,在走稳、走好建设“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的同时,大量司法实践证明,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新事物、新问题正亟待着司法的回应。


  法治,显然是大浪潮中最有利的“减震器”。


  杭州互联网法院:涉网纠纷审判的探路者


  今年8月18日,杭州互联网法院迎来了它的3周岁生日。和中国的法治进程长河相比,“3年”并不长。可如今,这个刚满3岁的法院却交出了一份相当亮眼的成绩单:截至9月30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共收到各类纠纷35980件,化解33734件;案件开庭平均用时21分钟,相较于传统审判模式节约了五分之三的时间;2019年,法官人均结案1181件;案件类型涵盖信息网络传播权、网络购物合同、网络服务合同、涉网知识产权等。


  可以说,杭州互联网法院的许多创新实践,直接推动了中国互联网司法新模式的诞生:时间线开放、场景灵活、多方交互。办好一起案件,胜过一摞文件。在杭州,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与发展,杭州互联网法院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正日益凸显。


  郭彤,一位有着十几年审判经验的女法官,资格虽老,她手中做的却全是“新鲜事”。


  就在数月前,一起杭州某金融公司诉某企业查询平台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在杭州互联网法院开庭。纠纷来源于被告平台发布的一则清算消息,问题关键就在于,这则消息实际上是六年前,原告公司年报中出现的历史消息,早已时过境迁,可被告的“旧账新翻”却让舆论一时间瞄向了原告,短时间内给原告公司造成了不少损失。线上庭审中,被告坚称,该则信息来源于国家公开网站,属于公共数据,之所以发布该则消息是系统随机抓取所为,并无主观故意。


  “这是一起很典型的大数据使用纠纷。随着信息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数据的商业价值逐渐凸显,不少传统企业也向大数据产业抛出了橄榄枝,但同时,因数据利益引发的相关纠纷也日益增多。”在郭彤看来,公共数据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生产要素,应当鼓励市场主体对公共数据的利用和挖掘。但公共数据使用是否存在边界?若存在,边界又在哪里?法律上并无明确界定。


  在进入杭州互联网法院之前,郭彤曾在下城区人民法院做过多年的民事审判工作。“很明显地感觉到,以前的民营企业纠纷大多是传统的借贷、合同纠纷,原被告双方摆事实,我按照法律讲道理,涉互联网的经济纠纷十分少见,如今,新型涉网经济案子种类繁多,这也是杭州探索数字经济的一个侧面。”


  “法官能给的是一个公正、有效,且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判决。”郭彤认为,与个人数据不同,公共数据的使用无须征得原始数据主体的同意,但是,其相关使用行为仍需遵守基本的注意义务,不能因不当使用而给数据原始主体带来利益损害。随着一声法槌的落定,被告平台被判构成不正当竞争,但在民事责任承担的平衡上,郭彤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需要给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创造适度的张力,为其发展营造相对宽松的发展空间,正视海量数据处理的技术困境,因此在侵权赔偿责任的承担上不宜为其苛以过重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