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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打“小三”二十年,儿子38岁仍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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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17 11:13:18

专业打“小三”二十年,儿子38岁仍未婚


“芬姐啊,你帮帮我吧。”女人的声音很急切。

“我问一下,你的丈夫出轨多长时间了?”下午1点,“二奶杀手”张玉芬在自己位于西安的家里,接了当天第一通求助电话。她按了免提,把电话放到餐桌上,也不坐。

“半年。”

“他有工作吗?”

“有工作。”

“下班回家吗?还是跟二奶混?”

“二奶不在我们这边,他每次出差才去跟她混,然后就是微信跟她联……”

“你有二奶电话吗?你大概了解二奶的多少情况?她年龄有多大?家是哪的?他俩有没有私生子?”

“她没有,她就专门做鸡的。”

“噢,专业二奶。”张玉芬下了结论。

这是2020年的8月,因为一部涉及“小三”的电视剧,张玉芬回到了公众视野。她过去接受采访的视频开始在网络流传,她戴着墨镜,熟练地走街串巷,向记者展示前夫婚内出轨后和第三者生活的小区。紧接着的晃动的镜头里,二奶们走在街上,被扯倒在地,女人们一拥而上,打耳光、扒裤子、踢小腹。

“搭上我后半辈子,我都要把这个二奶赶尽杀绝。”这位“二奶杀手”长着一张看不出情绪的脸。过去二十多年来,她跟踪、偷拍、抓奸,组织“行动队”,几十年如一日,专业帮人抓二奶。

媒体乐此不疲地报道她、解读她。起初,她是传统婚姻道德的卫道士;2002年,“包二奶”被收入《新华新词语词典》,包养强调金钱关系,这是社会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才会有的现象;现在,“小三”取替“二奶”,人们对于亲密关系中的忠诚展开了讨论。

她对“二奶”几十年如一日的憎恶,让她成为一个坐标。家庭的秘密和社会的秘辛缠绕在这个女人身上,透过媒体对她的报道方向,你能看到当前的社会咕嘟着哪一种不安。

2020年的夏天,她又吓到了人们。网友想对电视剧中的小三做的事,张玉芬全做了,甚至做得更多、更狠、更极致。于是聚拢来的人群在这里转向,一部分人惊呼她的状态,“眼神儿好恐怖!”“她的精神状态不正常吧!”一部分人转向更加理性的讨论——我们要打的为什么总是“二奶”,而不是那个出轨的丈夫?“喂?芬姐?”电话那头的人还没挂。

“你现在找我你的目的是什么?”张玉芬回头喊回去。

“我就是想找到鸡婆她父母的联系方式,或者是她家里亲人的联系方式,然后找到那个男的,找到他最好教训一下他。”

“怎么个教训法?”

“我想打他,但是不至于说那种违法的,比如抽他几下脸或者是人约他出来开个房之类的,然后报警,把他抓去拘留几天。”

“哟,你还想设计谋呢?”张玉芬笑了,“你对中国的关于道德层面的,你法律你懂得多少?你觉得那样管用吗?”

“我实在是没法跟他过了,那个女的拿走我家10万块钱了。家里人不让我去法院起诉她,怕我把事情闹大,没法收场,说不好,就是痛苦得要死。”对面的声音急了,张玉芬还是慢悠悠的。

“我跟我们的人说一下,但从外地赶过去肯定是要花费的,你要做好这方面准备。”

“好啊,我付。能不能快一点啊芬姐,七夕情人节又要到了,中秋节又要到了,他们都要联系的。”

“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得从长计议。我把电话给你,你联系小李吧。”

挂了电话,张玉芬开始挨个给舞蹈队的队员打电话——她是一个舞蹈艺术团的团长。她们正在学两支新舞,前几天下雨,今天必须练起来。

身处舆论暴风眼,这位主人公对网上的争议浑然不觉,她的生活和事业都在继续。


她同时是西安当地一个舞蹈艺术团、一支志愿者服务队、一个国学传播公司的成员,它们每周至少有一次活动。这让她的生活几乎没有缝隙。


去年8月,张玉芬在西安摔伤了腿,原本计划年后回北京继续发抱团养老项目,也因为疫情搁置。她得以安心在西安待下来,并很快用广泛的社会活动填满了自己的时间。

每天,张玉芬在西安城里穿来复去,主要交通工具是公交车。她1958年出生,在这里生活了六十多年,熟知每一条公交线路。

“早上9点,南门外公交站。”这是她在微信里常用的句式,简洁,精确,不容置疑。

她过一种一丝不苟的生活,也用这一点来要求别人。每天早上,她喝一杯现榨的黑豆豆浆,这意味着她家的窗台上永远有一小碗泡好的黑豆。上公车前,她要看着前面的人都乖乖刷了健康码,并且都是绿的——不久前她碰到过不守规矩的,一个男的上来,健康码是红的,一个女的眼尖看到了,“他的码是红的!他的码是红的!”全车人都慌了,哗一下散开,让那个男人下车,男的不愿意,张玉芬愤怒了:“你要是不下去,就我们全车人下去!”男的灰溜溜下了车,“我把他轰下去的。”

坐上了车,张玉芬也不闲着,她的眼睛随时瞟着,那些闯红灯的、过马路走得慢的,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公车在绿灯前等人过去,起步晚了些,她立马批评:“哎呦他走那么慢,你还能等着他?”

晚上11点前,她一定会进家门,并以此告诫所有的年轻女性:“女人阳气弱,最爱招不干净的东西,到时候你怎么生病的都不知道。”这是她这么多年研究《周易》的心得。

即使在跳舞的时候,张玉芬的脸也绷得紧紧的。不管是蒙古舞还是扇子舞,她的手臂都伸得笔直,动作大开大合。作为队长,她还要随时盯着别人的动作,“快,快,快!”,“你俩定位,定位!”

上了年纪之后,张玉芬很少再亲自出马抓小三,她的体力和低血糖不允许她再啃着面包熬夜蹲守。现在,“行动”这一块的事都交给她的队伍负责,以长江为界,南北一共三支。她主要负责接电话。她十二年前在博客上留下的电话号码,现在还不断有人打来求助。

“打二奶”的话头总是突然而至。就在她演出完的一个上午,她从小区公厕换了表演服往外走,她突然压低了声音,带着一种讳莫如深的笑容:“我在这儿也打过,就那边。”


1997年4月15日,张玉芬的丈夫胡峰已经一个月没有回家了。作为国税局的税管员,三五天不回家是常事,只是这次长了些。张玉芬在这一天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电话里的人告诉她,胡峰在外面有人了。

这不是张玉芬第一次收到这样的提醒。以前走在小区里,也有女邻居给她说,要看好老胡,她不信,都把人骂走了,“管好你自己家的。”

她没想到这一切会落在自己头上。她和胡峰是下乡插队认识的,后来,胡峰去北京当兵,张玉芬也调去了北京。俩人所有的假期都在一块,去长城,去故宫,去首都体育场滑冰,满城逛。1981年底,张玉芬的调期满了,回了西安,胡峰也待不住了,跟了回来。


最初,张玉芬的家人不同意他俩在一起。张玉芬是西安城里的小孩,父亲在国税局,胡峰家在宝鸡,就是个当兵的,家里什么情况都不了解。

胡峰穿着军装去她家,张父门都不开。张玉芬脾气大,直接在外面租了房。一年后,父母不放心,又让姐姐把她叫了回来。胡峰能进门了,张父给倒一杯水,也不说话。没多久,在张父的帮助下,他转业到了国税局。

上世纪80年代初,张玉芬在工厂工作,丈夫国税局的工资还没有她的高。胡峰每个月挣36块人民币,张玉芬能挣38块。张玉芬勤快、有主意,“标准的贤妻良母”。

胡峰则内向、寡言,主要娱乐是和人打麻将。那时胡峰还是国税局长的司机,他很依赖张玉芬,总开车去接张玉芬下班,给单位里的人说,“我现在走哪都得把我媳妇照顾好了”。

某种翻转也许发生在张玉芬下岗那一刻。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张玉芬所在的工厂也没有幸免,她拿了一笔买断工龄的钱,一万多,之后就不太去上班了,全部拿去买了股票。与此同时,事业单位成了绝对的热门,胡峰的事业蒸蒸日上。他从司机转成了税管员,在那个年代,“油水有的是”。

家里没缺过钱,住的是两室一厅的楼房,是院子里第一个装修的,做了地脚,贴了墙纸,花了七八万。胡峰有时间就叫人来家里打麻将。

下岗之后,张玉芬进一步承担起家里的大事小事,做饭、打扫、带孩子,晚上胡峰下了班躺在床上,还要和她聊天,一聊聊到四点。他们几乎不吵架,张玉芬爱在家做饭请客,家里有时来多了男人,胡峰还会说:“我警告你,少跟别的男的说话,到时候发生了什么,我饶不了你。”

接到这个电话,张玉芬懵了。她开始回想,上一年的国庆节,胡峰出了一趟差,张玉芬洗衣服的时候发现,他在重庆坐轮渡,票都是两张。张玉芬问他都跟谁一起,胡峰说你傻啊,南方阴雨多,他出门就包了个车,他得给出租车司机买票。“我被哄过去了,我还信以为真。”她联系上胡峰,问他是不是真的。胡峰立马承认了。中午胡回了家,两人吵了起来,胡峰说:“咱俩离婚。”

这时家里的电话响了。张玉芬准备去接,胡峰一把夺过来,“喂?”一个女人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饭做好了,快回家吃饭。”

“是谁?”张玉芬问。

“我在外头找的。”

“想离婚,门儿都没有。想离婚,拿100万给我补偿损失,你走吧。”

“一分都没有。”

中午12点,儿子回来了,两人停下来,带上儿子去了街对面吃饭。吃饭中途,胡峰出去上厕所,从此再也没回来。